美国大选影响其货币政策与国际商品行情

二战以来最让人困惑的美国大选马上就要揭晓了，这场选举已经对全球市场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对美国货币政策走向、进而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的影响。

至少是二战以来最让人困惑的美国大选马上就要揭晓了，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分量，这场选举已经对全球市场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结果还将继续施加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对美国货币政策走向、进而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的影响。

美国选举之所以已经影响到了美国货币政策，是因为所谓“中央银行独立性”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幻象，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数十年来最为激烈的大选。不错，自从1990年代以来，从教科书到政府法规文件，越来越多的国家至少在纸面上接受、宣示了中央银行独立性原则，但中央银行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独立于行政部门；事实上，除非是在一个受外国操控且中央银行被用作外国操纵基本工具的国家，行政部门无法驾驭自行其是的中央银行，否则，只要是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与行政部门全面对抗的中央银行就无法持续，即使是最为倡导中央银行独立性原则的美国自己也不例外。

美国在1791年建立私人性质的美国第一银行，但国会只批准第一银行经营了20年，1816年建立的第二美国银行虽然也是私人性质，但更接近一个全国性的商业银行，类似现代中央银行的机构，自1823年起，尼古拉斯·比德尔领导第二美国银行取得了巨大发展。然而，比德尔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发生了激烈政治冲突，其矛盾之尖锐，以至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立誓：“安德鲁·杰克逊在此，他要在银行这个野兽头上踏上一只脚，将它置于死地。”面对与总统的激烈政治冲突，追求“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比德尔没有主动辞职，反而支持亨利·克莱与安德鲁·杰克逊角逐白宫，最终结果是第二美国银行被迫偿还联邦政府股本，重新注册为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普通银行，一个有可能成长为与英格兰银行一样强有力中央银行的金融机构就此夭折，联储体系直到1913年方才建立，在罗斯福新政年代才逐渐取得较大权力，1951年与财政部的协议才赋予其相对独立的地位。

政治教训表明，中央银行的领导者一定要协调自己的行为与政治现实以及时代的基调。如果与当权的政治领导人发生激烈冲突，几乎肯定会损害中央银行的机构独立性和力量。而且，虽然货币政策是“独立”制定的，但中央银行运作于一个存在行政部门（总统）、国会以及选举重要影响的政治环境之中，预算安排、支出水平、税收负担和赤字都对货币政策、货币市场状况和利率施加着重大影响，不是行政部门被动接受货币政策，而是货币政策常常要依据行政部门决策造成的影响进行调整，无论如何“独立”的中央银行家都休想彻底逃脱政治领袖的势力范围，相反，他们还需要仰仗政治力量达到自己的政策目的。

名义上“独立”的中央银行事实上不可能独立于行政部门，而现代经济体系的宏观运行与管理也需要这样一个中央银行，实行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国家尤其如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管理两大工具，但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受到国会审批的制约，因此其时效性和力度常常跟不上经济形势变化，缓不济急。在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中，西方国家的这一弱点就暴露得相当充分；“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中国历史学者的喟叹用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的财政政策反危机实践中，一样贴切。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名义上“独立”的中央银行，就能够避开议会无休止辩论的掣肘而及时制定实施货币政策；无论是对经济正常运行时的微调还是对于火烧眉毛的反危机，这都是有利且必要的。

进一步深入探究那些真正掌管世界事务的政客们心态，我们会发现，他们也会乐于制造所谓“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幻象，因为这样一来，当经济形势不佳时，他们可以方便地归咎于中央银行家们而不是自己决策失误。至于中央银行家们，反正他们不是靠选举上台，为政客们暂时“背锅”而换取其投桃报李的支持，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审视耶伦为首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可以得出新的判断。走出次贷危机以来不正常的零利率乃至负利率格局，回归正常利率水平，这是各大中央银行迟早必须要做的事情；美国经济走势在西方主要经济体中最好，也最有条件率先加息回归正常利率，但现实是进入2016年以来，美联储加息决策迟迟没有落地。之所以如此，观察者普遍从宏观经济运行视角分析，但配合大选、支持希拉里，应该是美联储决策层的重要隐秘动机。因为推迟加息、保持经济市场热度更有利于被视为现政府路线继承者的希拉里，而不利于扮演现政府抨击者的特朗普；“县官不如现管”，其它条件相同，名义上“独立”的联储本来就会更倾向于支持现政府及其同党竞选人，更何况这回大选中特朗普扮演了整个建制派的挑战者，对联储抨击尤甚。

美联储对加息迟迟按兵不动，有力助长了世界各经济体的资产泡沫，其中就包括2016年一季度以来初级产品市场的强力反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16年一季度以来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反弹相当强劲：

原油平均现价，2014年为每桶96.2美元，2015年为50.8美元，其中2015年第四季度为42.2美元，2016年第一、二、三季度分别为32.7美元、44.8美元和44.7美元，其中9月份为45.0美元；

煤炭价格（澳大利亚），2014年为每吨70.1美元，2015年为57.5美元，其中2015年第四季度为52.3美元，2016年第一、二、三季度分别为50.9美元、51.9美元和67.5美元，其中9月份为72.9美元；

铁矿石价格，2014年为96.9美分/干公吨度，2015年为55.8美分，其中2015年第四季度为47.0美分，2016年第一、二、三季度分别为48.3美分、56.0美分和58.7美分，其中8月份为61.0美分。

考察世界银行中低收入国家商品价格指数（2010=100），今年一季度以来商品行情反弹更为显著：

能源价格指数2014年为118.3，2015年为64.9，其中2015年第四季度为54.2，2016年第一、二、三季度分别为43.0、55.7和57.4，其中9月份为58.1；

非能源价格指数2014年为97.0，2015年为82.4，其中2015年第四季度为77.6，2016年第一、二、三季度分别为76.2、81.1和81.6，其中8月份为81.8；

金属和矿产价格指数2014年为84.8，2015年为66.9，其中2015年第四季度为58.8，2016年第一、二、三季度分别为58.0、60.7和60.7，其中8月份为63.9。

然而，除了美联储迟迟不加息、中国等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放松货币政策的货币因素支持之外，2016年一季度之后商品市场的“小阳春”根基并不扎实，实体经济不振导致实际需求总量并未出现显著增长，中国房地产市场狂热和强有力的去产能（包括政府积极推动的去产能与维持自由贸易政策导致的进口能源原材料替代国产）、石油输出国组织达成限产协议的意向等成为支持近半年来商品市场狂欢的主要力量。然而，中国政府已经出手强力遏制房地产市场泡沫，中国的去产能到年底就要告一段落，中国原油储备收储已经走过最高潮，石油输出国组织达成的限产意向未必能够落实，沙特排挤美国页岩油生产商的图谋很大程度上已经落空……在这种局面下，延续半年多的初级产品市场“小阳春”随时可能因为某只靴子落地而逆转，美国大选终结、美联储开始加息是否会成为这只触发市场逆转的靴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