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女性容易被人贩子盯上？

被拐卖的女性，一般而言文化教育水平不高，来自相对贫穷地区的居多。年龄主要集中在12-25岁之间。

也许各位都听说、甚至亲身经历过单身女性在街上被陌生男子当众强行拉拽的遭遇。最近和颐酒店女生被拉拽袭击的新闻，让这一类故事在各大社交网络又火了起来。但这些故事总有一些虚虚实实和含糊不清的地方，让人心生疑窦。认为自己被陌生男子强力拉拽，一定是遭遇到了人贩子的暴力绑架，将会拐卖到风月场所被强迫卖淫，或者被卖入深山嫁给了老光棍，这究竟是反应过激，还是有真实的依据？

恐慌，是因为缺乏对真相的了解。事实上，在各种关于单身女性遭遇陌生男性拖拽的类似故事里，很多并不是人贩子。一个大城市，在有摄像头、有目击证人的公开场合，随机暴力劫持一名自己也不了解情况的陌生单身女子，等于无端地把人口贩卖的犯罪风险给大大提高了。一些网友提出的以打小三名义绑架这种揣测，已经属于较恶性的团伙犯案，身为同伙要承担的风险和犯罪收益是不成正比的。另一方面，大城市风月场所，有出于自愿的性工作者，犯不着以公开绑架路人的方式，强行增加入行人数。

基于相关的研究和报告，这里把自己了解的信息简单科普一下，既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妇女拐卖的真实情况，也是为了让姑娘们以更理性和冷静的态度来保护自己。毕竟，知道得越多，越能保护自己。

一、哪些女性更容易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群体

实际上，相当大一部分活跃在社交网络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女性网友，一般并不是拐卖妇女犯罪的目标群体。人口贩卖是一种具有逻辑和经济理性的恶。它的动机简单粗暴，主要是为了钱。追求最大的效用和利益，就自然具有一定的规律和模式。

被拐卖的女性，一般而言文化教育水平不高，来自相对贫穷地区的居多。年龄主要集中在12-25岁之间。受害女性大多有离开原居住地的个人意愿，拐骗的理由除了介绍工作和对象，常见的情况还包括利用女性脆弱的境遇（比如急于摆脱家暴、想要脱离贫困环境）。十几二十岁的农村进城打工妹一度成为青睐的对象，外出打工往往和赚大钱、开眼界、新生活等憧憬联系在一起。好几年的民工潮前后成为拐卖案件的高发期。选择她们是有道理的：

1，文化水平不高，信息渠道有限，思想比较单纯，便于利用信息不对称。

2，要打工，方便利用介绍工作的机会骗到较偏远的地方。

3，因为是流动人口，不太容易被发现失踪。

4，本身来自贫穷地区，被拐卖到偏远地区后，更容易通过做思想工作，进一步适应和扎根，逃跑的概率相对低。

5，她们寻找救助和自我救助的能力比较差，法律知识相对薄弱。其中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受害女性还有语言不通的问题。

难道就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遭遇拐卖的情况吗？看过电影《盲山》的人大概要来争论了。简单解释一下，上世纪80年代拐卖对象比较单一，偏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妇女为主，大多居住在西南省份（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一般是卖给农民当老婆；到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情况开始复杂，随着人口的流动从西南身份慢慢向中部转移，人贩子开始出现团伙乃至跨国犯罪，他们出没于劳务市场、车站、码头，越来越多地开始以介绍工作和做生意作为诱饵。（孙龙，《当代中国拐卖人口犯罪研究》，2004年）

讲述女性遭遇拐卖的电影《盲山》，对应的至少是90年代晚期了。女主角白雪梅就是被介绍工作的人给拐骗走的。受害女性学历从90年代起慢慢变高，以前很多只是文盲和半文盲，后来基本有中学/专科水平（最美被拐女教师的郜艳敏就是94年遭到拐卖，初中教育水平），甚至有了大学生和教师。山东一个女研究生遭拐卖被救的新闻甚至轰动一时。但正是因为少见，在《盲山》里，白雪梅的大学生身份才令她丈夫的同村分外艳羡。

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人口贩卖情况

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绝不只是女性。根据CP-TING项目（在中国地区的一个意图预防劳动剥削的国际劳工组织拐卖项目）的公布信息和相关研究总结的情况，被拐卖之后，一般的境况是遭遇性剥削和劳力剥削。前者比例一般更高，比如卖作媳妇，卖进娱乐场所（进酒吧当舞女）和风月场所（被迫卖淫）等等；后者则包括了比如进入砖窑、制造业、强迫乞讨、当佣人等，其中有为数不少的男性受害人。因为我国刑法在1997年将人口拐卖罪改成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导致受害男性被拐卖的情况得不到合法的保护。2007年轰动全国的黑煤窑事件里，年龄超过14岁被拐卖的男性只能诉诸于强制劳动罪和非法拘禁罪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和人们想象的不一样的是，比起陌生男性暴力绑架拐卖犯案，其实相当大部分的受害女性是被亲人、熟人和同乡卖掉的。在人口被拐卖的重灾区省份中，根据王启梁从1999年到2004年间对云南平县对拐卖妇女的田野调查（《正式社会控制为何失败》，2007年），外地人和本地人勾结、或者由本地人实施拐卖妇女的活动，才是主要的方式。其中，人贩子一般都要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或者制造一定的关系网络，才能成功实施拐卖。一些人贩子甚至会允许被拐卖女性的原属家庭从收入中提成，保证双方满意，降低报警的可能性。

和性别刻板印象不一样的是，人贩子是女性的也为数不少（四川在80年代末女性罪犯中因拐卖而入狱的人数占到了第2位），其中有一些是被害人转化成施害者。在一些个案调查中，从歧视女性严重的贫穷地区被拐卖到相对不那么贫穷的地方成婚后，受害女性被认为是成功改变了命运，甚至成为被羡慕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人贩子和被拐卖女性之间甚至会形成一种共谋：一种非常典型的情况叫做放飞鸽。简单地说，就是被拐卖女性和人贩子约好，等买方付钱后再逃走。如果成功，这就构成了诈骗，没成功，则报案声称自己遭到了拐卖。

而更为灰色的情况则是，拐卖人口和买卖婚姻，在很多偏僻的地区往往被混为一谈、彼此呼应。婚姻交易的需求，往往伴生着以婚姻为名义的各种合法和非法的人口流动。比如前一段时间热门报道的农村娶媳妇出不起天价彩礼只能打光棍的中国剩男现象，让很多网友拍手称快称喜闻乐见、活该当初重男轻女。实际上，天价彩礼并不意味着农村女性地位的提高。婚姻成本太高、男多女少的情况，都更容易促成女性买卖市场的形成。一部分出不起天价彩礼的贫穷家庭，会选择买媳妇，价格低一些但是相应地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对于买家来说，也不愿出现人财两空的现象。因此也出现了通过暴力手段拐卖智障和有缺陷的女性的案件（因其逃跑可能低）。和部分地区的妇联工作人员的交流，也能证实国内部分省市的男女比例失调带来的拐卖妇女犯罪的情况。

而在中国剩男现象新闻中出镜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已经有过相关研究，一个广为忽视的情况是，农村高额彩礼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男性，而是家里的女儿。儿子结婚的婚姻支付被转嫁到女儿身上，女儿被迫早早结婚，以弥补儿子结婚需要的彩礼，这种变相剥削的情况十分常见（陶自祥，《高额彩礼：理解农村代内剥削现象的一种视角》，2011年）。程序上合法的婚姻买卖，基于市场运作的逻辑，但仍然是一种人口交易现象，只不过规避了可能的司法后果，也更为隐蔽。

实际上因为本文的篇幅，并不能展开讨论跨国人口买卖的情况，那是更加黑暗和绝望的境地，牵涉的情况也更为复杂，而且这些年来有增加的趋势。

三、人贩子故事的谣言背后

任何一种社会谣言的广泛传播，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比如被陌生人袭击醒来发现自己被割肾的经典都市传说，对应着国内器官捐献/移植相关的管理体系的混乱状况。同样，单身女性当街被人贩子强行拖走拐卖的恐慌，也不是无根之木。人口贩卖一直到清末民初，很长时间内都是合法的市场交易（对象为男女奴婢），历史非常悠久。重男轻女现象没有得到改善、女性地位没有提高的前提下，女性遭遇拐卖的现象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并没有什么自救方法和女子防身术，可以确保一名女性免于遭遇暴力的恐惧。女性的人身安全问题，只靠个人能力和防范意识的提高，基本是无解的。

另一方面，必要的统计数据和信息不够完整和处于缺失（实际被拐卖人数＞公安立案数＞法院判决数），对普通民众来说，很难了解到国内人口贩卖的真实情况。相关部门一直没有直接对外公布过失踪人口数量、被拐卖人口数量以及反拐的相关执法数据，也没有提供受害人保护的有关数据，或者公布过反拐的年度报告，导致追踪和了解中国反对人口拐卖国家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非常困难。

相关法制既不够健全，信息也缺乏公开和透明，对资深的专业研究者和救助人士尚且会造成相当大的困扰，更不要说普通人对于人口拐卖的认知产生的偏差了。和颐酒店女生被袭一案已告一段落，在网友的议论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有类似经历的即兴故事，真假莫辨。谣言的传播，在近年来的中国，往往是民众获得社会认知和表达社会诉求的工具性说法（参见蔡静、李一峰等人的研究）。比起不信谣，不传谣，谣言背后的公众心态，往往耐人寻味。

如果能通过这样的事件，引起更多人对女性境遇的关注和讨论，恐怕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吧。

【补充说明】

为什么不多补充数据支持？

除了第三部分提到了政府没有公开数据的情况之外，拐卖人口相关数据的统计也是难度很大的事情，有太多灰色和模糊的地带（文中略提到一点），以及流动人口去向不明。在拐卖严重的省市里，不要说统计数据，地方政府常常苦于经费不够无法展开救援活动，各种心有余而力不足。

另一方面，有些数据本身也比较可疑。《中国法律年鉴》中有近年中国人口贩卖数据图，是已经立案的数据。这里的问题在于：所谓的拐卖人口高峰期往往发生在严打时期，懂的人自然知道，严打中判案的数据往往会偏高。对拐卖情况严重的地方政府而言，每到全国打击拐卖活动时，他们的经费和支持会更多，因此立案的数量也会偏多。还有一些论文甚至称五六十年代中国杜绝了拐卖现象，其实只是因为当时未立法而完全被忽视。

总之，我个人在使用数据的时候态度较为保守，这篇文章，更多地是描述一些较为常见的情况。